铁矿石资源税改的拦路虎
自2002年起，铁矿石资源业内就有调整资源税标准的要求，但是其中困难颇多，想开展调整还需要解决多项问题。
第一点是如何实现铁矿山企业减轻税收负担。
现在,我国对铁矿山征收的税费除了一般工业企业的增值税、所得税等外，还征收从量定额的资源税、从价定率的矿山资源补偿费、探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使用费及地方政府征收的合计25种以上各种税、费、基金。目前，铁矿山企业总体的税费负担率达到25%以上，主要原因是围绕着铁矿山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税负过重。
实行铁矿石资源税改革，能改变资源税征收标准不随铁矿山开采条件变化而调整的现状，但国家财税政策的首要功能仍然是为国家组织财税收入，税改前后国家的税收不可能大幅下降，通过铁矿石资源税改革实现铁矿山企业减轻税收负担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铁矿石资源税改革应制定具有可行性的方案，并选择适当时机进行。
第二点是“清费立税”的效果预期可能影响改革进度。
资源税改革很难，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理顺矿业领域各种各样的收费。资源税改革的政策指向十分明朗，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清费立税”，理顺资源税费关系。铁矿山资源是地方税收的一个重点，部分地方政府过度征收，导致矿山企业负担过重。清理收费的效果决定着铁矿石资源税改革的成败和铁矿山企业的存亡，从稀土、钨、钼资源税的改革情况来分析，可通过资源税改革，提高资源税标准，吸纳资源补偿费，将资源补偿费降为零，停止征收相关价格调节基金。
然而，由于“清费立税”触及了部分部门和地方的既得利益，如果新的收费项目出现，可能会导致企业实际负担大于税改以前，导致资源税改出现相反的效果。因此，规范收费行为是铁矿石资源税改革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
第三点是如何约束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
根据国家对资源税改革的要求，铁矿石资源税改革必然是和税费改革同步进行的，关键在于税改的执行力须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从已进行资源税改革的资源种类来分析，资源税带来的收益增长大概与取消收费的损失相当，但为确保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部门在税率制定上很可能盯上高税率，比如煤炭资源税税率幅度定为2%~10%，具体适用税率由省级财税部门拟定。如果地方政府持续实行高税率，那么既不能体现资源税改革的优越性，还会伤及钢铁行业的利益，对中央决策威信也是个挑战。
第四点是如何体现铁矿资源禀赋的差异。
目前，为体现铁矿资源条件，铁矿石资源税将所有铁矿山进行评估划分等级，从量计征，按开采多少矿来交资源税，造成了开采企业“嫌贫爱富”，富矿被乱采滥挖，资源利用很不合理。改为从价计征，资源价格随行就市，价高则多纳资源税，价低则少纳资源税，使得资源税由增加财政收入、调节资源级差收入的一般税，转为运用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为国家经济政策目标服务而设立的特殊税种，有利于铁矿山行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但如果税率无法明确区别应用，缺陷也由此而产生。一是难以体现资源本身价值，资源税的本质特性是级差地租，从价计征与之相距较远，征多少资源税要体现资源本身的价值而并非资源产品的价值。资源条件最差的铁矿石与资源条件最好的铁矿石采选出来的铁精矿的市场价值没有明显区别，然而它们的采矿成本却可以相差数倍，进而导致盈利水平大不相同，说明了资源本身的价值是不同的。二是对不同禀赋条件的铁矿石资源征税相同或相近，有失公平。资源税具有级差地租的性质，即对交通便利、赋存条件好、品位高、易采易选的优质资源多征税；对交通偏僻、赋存条件差、品位低、难采难选的劣质资源少征税，以此减少因资源优劣差异而导致的开发企业苦乐不均，促进采矿权人公平竞争，从而使矿产资源的开发达到合理有效。近期，国家财税部门已经意识到资源税从价计征的问题，在实施稀土、钨、钼资源税清费立税、从价计征改革中，关于适用税率已经明确：轻稀土按地区执行不同的适用税率，其中，内蒙古为11.5%、四川为9.5%、山东为7.5%，中重稀土资源税适用税率为27%，实际上设置了4档税率。这表明，“资源税应体现资源优劣”的原则已被国家相关部门所接受。
